人物聚焦

/ Up-Close

李晨:北工大要辦出特色

來源:《我和我的北工大》 時間:2020-11-06

【集運香港】李晨,1920年6月生,曾就讀於西南聯大、浙江大學,1961年1月至1964年8月任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,1964年8月調離北工大任北京市教育局黨組書記兼局長,2016年12月29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,享年96歲。李晨校長作為北工大第一任校長兼黨委書記,在任期的三年半時間裏,給學校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他把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、聯繫羣眾的工作作風帶入校園,提出了“踮着腳,夠得着”的校風,以個人魅力凝聚全校之力,帶領全校師生艱苦創業,夯實了北工大發展的基石。

當時我在市委建工部工作,劉仁同志找我談,説準備派我去北工大當校長。我説我進過大學,可沒辦過大學。劉仁同志説不要緊,如何安排大學的教學工作,他已經幫我找了一個很得力的助手——樊恭烋。當時,樊恭烋同志是北航的教務長,在北京高校教務長裏是數前幾名的。劉仁同志説:“教學方面,你就完全放手讓他幹。”這樣,我於1961年1月去北工大當了校長。後來,我見到北航的院長武光同志,我説:“很感謝你武光同志,支援了我們這麼強的一個幹部。”武光同志説:“別提了,我們後悔了。”

創建北工大是為北京市培養人才

老北京工業很少,有兩個最大的廠,一個是石景山發電廠,只有55kW的幾台小發電機;一個是鋼鐵廠,實際一噸鋼沒出過,鐵也是小鋼珠。當時我剛到北京工作,市委讓我暫任石景山區委書記,任務就是幫助這兩個廠搞起來。新中國成立後,鋼鐵廠仍然是有鐵無鋼,發電廠只有55KW的裝機容量,其他的就是麪粉廠、建築材料廠等一些小工業。其中,琉璃河水泥廠、清河制呢廠算是比較大的。解放以後,情況變了,除了已有的工廠要繼續辦,也陸陸續續建立一些新廠,特別是國家經濟恢復時期,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,北京的工業發展非常快,變化非常大。原來只有幾個小廠,這期間一批新工業搞起來了。比如北京的煤礦,門頭溝很早就有煤,但產量並不多,這期間開了一些新的煤礦。鋼鐵廠原來停了,又重新恢復生產,逐漸有鐵有鋼。原來沒有棉紡廠,這期間紡織廠也搞起來。

第一個五年計劃後,一批新的水泥、鋼鐵、發電企業以及電子工業等新工業發展起來。這些新工業、新廠子建立起來以後,北京的面貌就變了。建這麼多廠,需要技術工人、工程師,需要管理幹部,並且是要懂得管理新型工業的管理人才。北京對人才的需求很大、很急切,雖然可以從北京的許多中央院校分配工程師、技術員,可是遠遠不夠。在這種情況下,北京市特別緊迫地需要我們自己的人才,包括工程師、技術員、管理幹部、技術工人。當時市委就想,要有一批中專,還要辦一個大學,就是工業大學。市委叫我必須建立起來,這就是1960年開辦的工業大學。這是新的工業、新的城市建設、新的城市整體水平要提高的需要。在經濟很困難的時候,我們堅決擠出錢、擠出力量建設國家工業,這就是工業大學當時產生的背景。

20世紀60年代初,北工大辦起來後,有幾年情況變化很大。1953年斯大林去世,1956年赫魯曉夫上台,蘇聯從撤退專家到武裝挑釁,與中國越來越疏遠,國際形勢越來越有戰爭的危險。在這種情況下,毛主席提出我們要做好備戰工作,要考慮戰略問題。首先要考慮鋼鐵工業,鋼鐵是工業的基礎,只有一個鞍鋼是不夠的。從佈局來講,當時考慮的是包(包頭)鋼、武(武漢)鋼,華北和華中都應該有鋼鐵,華中有武鋼,它附近有鐵礦有煤礦。到20世紀60年代,在我們戰略大後方,當時考慮的是攀鋼(四川攀枝花)。經過探礦發現,那裏有鋼有煤,生產鋼鐵的原料全有,所以很快就搞起來了。當時就是所謂三線準備。北京周圍有山,北京的戰備怎麼辦?1960年到1961年,我已經到了北工大,出於對戰備的考慮,當時好多學校都考慮進山,北工大也考慮進山,就是去北部山區。劉仁同志是書記,他讓我去懷柔口頭村那一帶看看,那地方比較好,北部有山能擋風,地勢比較好,有懷柔水庫。這樣,我就奉命到那裏去看地址。當時要進山的還有第二醫學院(現首都醫科大學),院長是吳階平。劉仁同志指示兩個學校都可以考慮搬到口頭村,那裏地方夠,要趕快選址做好研究設計。我和吳階平到懷柔考察了好多次,後來戰備形勢緩和下來了,學校的進山工作也停下來。再後來就不提戰備問題了,學校進山的計劃也就取消了。工業大學在懷柔口頭村現在還留了一個橋,叫工大橋。

“踮着腳,夠得着”的務實校風

到北工大以後,我瞭解到學校的情況很複雜,教師有多個來源,有工廠的、有學校的、有機關的,真正的教學骨幹甚至教授加在一起才6個人;學生有幾個來源,有對外招生的,有300多印尼華僑,還有一部分從北京工業學院並過來的學生。當時許多學校幫助我們,譬如我們派教師到清華和北航等學校去聽課、實習,人家都很歡迎,所以學校真正建起來真的很不容易。首先人來自四面八方,教師、學生、幹部的來源很多,思想認識看法極不一致;又是新學校,來到這裏的人都感覺我們辦學很困難,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結果。在這種情況下,一些人來這兒以後情緒不高,有的甚至灰心喪氣,悲觀情緒散漫,幹勁不足,認識很不一致,很混亂。有一個曾經考取工業大學的人想去卧軌,説怎麼這麼倒黴把我分這兒來;有的人看不起學校,説我報考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工業大學,我報的是清華,把我分配到這兒來了。

這種情況下,學校黨委就考慮,怎麼能使大家鼓起勇氣來。“大躍進”那幾年,大家有一股子幹勁兒,但是看法、認識、要求肯定不一樣。我去了以後,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,向市委彙報了我們從哪兒抓工作。抓兩個基礎,一是要辦大學,首先是教學,教學應該打好基礎,上好基礎課,做好基礎課實驗,工科院校對實驗要求比較高。二是在思想上,大家對我們學校是什麼樣的要求,以什麼樣的標準要求我們,如果是高標準,什麼叫高標準,那時候大家的認識都不一樣。當時“大躍進”有一種情況就是精神狀態還是振奮的,可以鼓足大家的幹勁。我們要把勁往哪兒去使,我們就在想,應該提一個要求。“大躍進”以後,市委提出以可能達到的客觀標準來要求工作。可能達到,不是瞎吹牛,這不行。我聽劉仁同志講過,什麼畝產萬斤糧,要萬斤糧鋪在地上還得挺厚一層,但實際上你能有那麼多嗎?市委領導始終沒有去瞎吹。那時候市委公佈,國家發展要靠基礎建設,建築方面就要蓋房子,譬如建設人民大會堂等。劉仁同志讓我們搞建築,劉仁同志教導我説:“你們可別去隨便放衞星,你放了衞星房子倒了我可找你。”

當時彭真同志在市委出版的刊物《前線》的發刊詞上提出,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來要求工作。座談的時候,在工人中傳達市委這個“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”的精神,建築工人就跟我説:“噢,這就是要求我們‘踮着腳,夠得着’。”這是工人的話,不是我的話,是工人的語言,工人瞭解可能達到最高標準要求,就是要求我們踮着腳能夠得着。所以我們就把當時的一些提法和羣眾的認識要求結合在一起。在新的工業大學,對全校師生提出了“踮着腳,夠得着”的總要求,這就是校風。校風繼承了黨的傳統精神“為人民服務、艱苦奮鬥、艱苦樸素”,具體還提了四條,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,按照市委提出的要求,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而提出來的校風。校風就是這麼提出來的,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提出來的。

校風提出以後,我就想要把大家要進步的總體標準統一起來,這樣可以把大家共同的、統一的認識落實,這是政治思想基礎;落實在教學上,就是教學業務的基礎,我們必須要抓好基礎課,計劃好幾年過關。我們的基礎課實驗抓的很緊,該做的實驗全做,都儘量按要求做。所以在市委和中央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、艱苦奮鬥、力爭上游的基礎上,結合學校的具體情況,北工大的“踮着腳,夠得着”的校風,現在看來在鼓舞士氣、勇往直前這方面起了作用。這就是當時提出校風的背景。

我覺得每所學校其實都像是“染缸”,把學生染成什麼顏色很重要。搞好了,培養出的人是高尚的;搞不好,培養出的人是庸俗的。我們北工大的一批學生,“文革”時期分到西北地區工作,他們覺得學校的作風對他們的影響很大。

黨的優良作風應該傳承

我認為想把學校建起來,第一是必須要有一個好的指導思想,一個好的作風。我覺得好的作風就是要引導大家積極向上,由此我自然地想起過去黨是怎麼教育我的。我是學生出身,在北京唸的小學、初中、高中,上大學是“七七事變”後考入西南聯大。當時在抗戰時期,西南聯大物質條件極差,房是茅草房,學生宿舍是一個大屋,上下牀,教師有的自己在外租房。我記得有個老師在滇池住,每天騎一匹棗紅馬到聯大上課,到校後在教室旁邊把馬拴上就開始講課,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對我影響很大。西南聯大的學生很刻苦。皖南事變時,國民黨要抓人,特務頭子康澤到昆明抓人,那時候我離開聯大到了農村,農村生活條件也比較艱苦。後來去雲南,進了南方局,南方局派我去貴州工作。我去貴州要做工作,沒有職業是不行的,我就重新考了浙江大學。有聯大的基礎,考浙大就不那麼難。在浙大有寒暑假,我可以出去活動。這時候我的職業表面上是學生,實際是做黨的地下工作。這一段時期以後到日本投降,1946年國民政府到南京轉防守了,我也暴露了。暴露以後我被調到南京中共代表團,從這就到了解放區。在那裏有周恩來、董必武、鄧穎超、李維漢、陸定一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直接領導我們工作,整天在一個單位。半年後國民黨進攻延安,我們又去了延安根據地。在那裏,有幸在周總理和其他老同志的教育下,我們懂得了黨的作風是什麼,什麼叫為人民服務,什麼叫艱苦樸素、艱苦奮鬥。在延安,我們正好跟毛主席住一個地方——楊家嶺。毛主席常在夜裏工作,晌午出來散步,見我們還打招呼,問我們從哪裏來。我從入黨到去南方都受這種教育,我們接觸的中央領導同志都是這個作風,沒有架子,真正和人民羣眾密切結合。

1948年底進城後,我們又一直受彭真同志、劉仁同志的教育。彭真同志是市委第一書記,他講話從來不讓別人去準備,都是自己準備。有時候他帶一張紙條放在兜裏,講的時候拿出來看看,從來沒有念稿這一説,這都無形中影響了我們。有一次,我跟劉仁同志一起下廠檢查工作,去石景山考察李錫銘同志。劉仁同志什麼問題都問,等於是考試,其實他心裏全知道,而且知道得比較深。考察結束後,劉仁同志一上車就説,這個同志優秀。他就是這樣通過直接接觸來考察干部。李錫銘同志是清華的學生,當時我們需要幹部,向清華要人,李錫銘同志就來了,他跟工人結合得很緊密。

這説明當時我們這樣的年輕人,跟老一代革命家長期接觸,受他們的影響很深,再去想什麼叫為人民服務,什麼叫艱苦樸素、艱苦奮鬥,這內容是有血有肉的。所以到北工大以後,我覺得應該把這個傳統傳承下去。首先要按這個傳統樹立一個好的校風,用校風把大家統一起來,校風體現高標準。我們的工作就是按照黨這樣的教育,一步一步做下來,這一點大家比較滿意。

“找校長去操場”説的是要接觸羣眾

我願意和羣眾打成一片,覺得不常接觸羣眾就不舒服,我發自內心想直接和大家談一談,因為我需要了解他們。他們説“找校長去操場”,其實是因為操場人最集中。北工大校園小,吃完飯大家都去操場,那是我們接觸羣眾的最好機會。我們去了以後,大家有事就來跟我們談,這也是因為我當時深受黨的作風的影響。過去在南京,我們跟總理住在一個院裏,非常方便,我們有錯,總理也真批評。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團中,我在青年組,搞青年運動和學生運動。當時幾個大學裏,有一些先進社團都在做地下工作,我和他們聯繫。抗日戰爭結束以後,組織上讓我幫總理看報紙,一天好幾十份。我的任務就是把報紙上提到總理的、提到中共代表團的文字圈出來。一天早上,總理把我叫去了,原來他還沒睡,在看報紙。我進去以後看到總理不太高興,就感覺自己的工作出問題了,因為平時總理都是樂呵呵的。果然,總理問我這是不是我畫的,我一看就發現糟糕了,那條消息的正文中根本沒有周恩來,只是在標題中出現了,國民黨的報紙極不負責任。總理髮現我不認真仔細完成任務,就批評了我,當時那語調我到現在依舊記得。

總理對待同志是很熱情的,我結婚總理還請我吃飯。總理的記憶力非常強,我們的主要簡歷他全清楚,這在無形中對我們產生一種影響。所以我到北工大後,一看各處來的人都有,各種作風都有,覺得還是黨的作風重要,所以我們要抓作風。我們自己有機關工作經歷,過去領導的作風沒有脱離羣眾,很自然我們就會跟羣眾接觸。理想、精神這些都是最根本的,各行各業都有,我們在延安時住的楊家嶺是一條溝,我們守溝口,總理和毛主席住溝裏頭。一次我們搬來凳子在溝口坐着,看見毛主席帶着孩子來了。陝北的老鄉趕着毛驢從毛主席的身邊經過,他們問毛主席好,毛主席也主動打招呼。解放以後我們常在星期天去看總理,總理喜歡我們帶孩子去。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去中山公園轉轉,如果到公園總理髮現羣眾全都避開他,他就會去找保衞問是不是又去做“功課”了,總理想多接觸羣眾。

市委給北工大搭建了一個不錯的領導班子

市委為我們北工大搭建了一個不錯的領導班子,譬如我們有樊恭烋同志,他抓教學很好,而且他是西南聯大的,和何東昌是一起的。我也是西南聯大的,1938年我在西南聯大時是第一期,後來1941年皖南事變要抓人,由於我當時已經入黨在黑名單上,1941年初沒念多少書就離開了。樊恭烋同志一直在西南聯大唸完,後來分配到航空學院,又被市委調到工大,調來之後就埋頭苦幹。樊恭烋撰寫了一本學術論文集《樊恭烋高等教育文集》,我覺得他很厲害。我不懂教學,但樊恭烋同志很熟悉教學,他對基礎課、專業基礎課及專業課要搞什麼實驗、畢業設計怎麼做及相關要求都十分熟悉。他來以後就按這個要求做,所以第一期畢業生的畢業設計水平比較高。有材料上説,僅次於清華和北航,這都是以老樊為首的一批同志抓教學的成果。

我在北工大的時候,有一位副校長叫沈爾林,過去在天津和北京做地下工作,是一位好同志,他之前沒有在學校工作過。當時是劉仁同志安排他到學校工作,他在學校是全面抓工作。解放前,他家再天津,從根據地到城裏來的人有時都先在他家裏住下,換了裝再工作。1938年的時候他還在延安待過一段時間。

1964年我調離工大之後,接任校長的是朱兆雪。朱兆雪比我們老一輩,他是全國有名的結構工程師。人大會堂要建成萬人禮堂,每一層裝兩三千人,會不會塌下來?負責人大會堂結構工程的就是朱兆雪。我原來和朱兆雪同志不認識,劉仁同志熟悉他,當初任命他當工大的副校長,因為學校需要一個有名望、有能力的工程師。朱兆雪同志是個人才。

咱學校現在是“211”學校,以後應該能辦得更好,辦出特色來,這就是我的希望。


 

編輯:劉瀟    

相關新聞

讀取內容中,請等待... 返回列表

京公網安備:110402430086  京ICP備:14043795號-2